《种子法》规定种业管理体制改革为何阻力重重？
——9月4日佟屏亚在中国农科院老科协《种业座谈会》发言议题之二
中国种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，种业管理体制政企不分、政事不分。2000年颁布实施的《种子法》第56条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生产、经营活动；种子的行政主管部门与生产经营机构在人员和财务上必须分开。”明确规定种业管理部门要实行政企分开、政事分开，实现人、财、物的彻底分开，取消政府规定的种子公司经营主渠道，确立开放的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；种子生产经营机构要从农业行政主管理部门剥离出去。6年过去了，全国大部分种业管理体制依然是政企不分、政事不分。2006年5月，国务院办公厅紧急发文《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》（国 办 发（2006）40号），严令各级种业管理部门必须在2007年6月30日前实现政企分开，政事分开，人财物彻底分开。从历史进程说，任何改革都可以视为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。古语云：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，既得利益者倾向于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，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身上不可能蕴藏着改革的动力，这就使体制改革遇到很大的困难。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国有种子企业，积弊日久，沉疴难医，最主要问题是“人往何处去”？一类全额拨款人员，基本上保证工资待遇，容易安排。二类差额拨款人员，是在种子公司改制事业单位后进入的。三类自收自支人员，属于事业编制、企业管理。四类企业自招人员。二、三类人员占比例最大，加起来在70%以上。人员安排还涉及财政、国有资产管理、工商管理、编制办、社会保险等部门。种业管理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众多的难以下岗的冗员。比如说县级种子公司少者有10-20人，多者有40-50人，而实际上多达100人乃至200-300人，真正能干活创造利润的也就7-8人。表面上称种子是保证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生产资料，实质上种子公司是县域经济的一块“肥肉”，被喻为“县长的小金库，局长的财务部”。[2]令行禁止！在国务院严令和督促下，2007年11月，农业部紧急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的紧急通知》（农办农〔2007〕53号），同时派出6个体制改革督导组逐级检查，全国90%以上的种子企业迅速派对重组。种业管理体制改革取消政府长期指定的种子公司经营主渠道，确立开放的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。但有一些县市采取变通之法：由地方政府出面，农业局写保证书，国资委盖个章，就上报列为“政企脱钩”了。其结果是有的地方明分暗合，有的地方形分神合，还有的基层农业部门借机或扩充人员编制，或增强地方保护，或窃取国有资产。种业管理体制改革暴露的许多深层次问题，其实质乃是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同步。农业部资料：“截至2008年12月，原隶属各级农业部门的2339家国有种子企业，有1986家完成了脱钩任务，脱钩完成率为85%，其中省级种子公司完成91%、市级公司完成87%、县级公司完成84%，其余300多家未完成脱钩任务的企业，也都终止了种子生产经营活动。”全国注册500万元以上的种子企业有8700多家，其中，国有种子企业2000多家，民营种子企业迅速增至6400多家。感叹中国种业发展的大好时光已经浪费了8年！还要特别指出，伴随全国种业管理体制改革艰难进程还有一项严重羁绊措施：国务院2003年开始实行惠民政策发给农民“良种补贴”，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却改为“良种招标补贴”项目，由县级农业局主管和控制良种招标管理。科研院所或种子公司进入当地种植的品种，要向基层农业局交“进门费”、“挂号费”、“服务费”等。农业部实施“良种招标补贴”项目概括起来有5句话：搭建了层层索贿的平台，干预种子市场的正常运行，基层农业局成为最大的垄断经销商，剥夺了农民用种的自主权和知情权。“良种招标补贴”严重阻碍了新品种的正常推广，种子市场营销混乱，假劣套牌种子盛行。许多省市县发生种子经销商上访事件，要求把良种补贴款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。历时延续6年，直至2008年10月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佟屏亚研究员写信“直陈良种招标补贴弊端”，总理批示“把良种补贴款直接发给农民”而告终。但《种子法》颁布已经过去8年了，严重阻碍基层种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和种子产业的发展。[3]（参考文献：总理饬令把良种补贴款发给农民，《聚焦中国种业》，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89-295）
